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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与梁漱溟的两次长谈  

2016-04-19 07:18:02|  分类: 说不尽的毛泽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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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与梁漱溟的两次长谈 - 军中一卒 - 在军旗下成长
 

毛主席与梁漱溟的两次长谈

(说不尽的毛泽东)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迫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与外界隔断。抗战爆发后,中共的种种主张令人耳目一新,引起广泛关注。许多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党外爱国人士络绎来到延安,希望进一步了解共产党。毛主席在繁忙之中抽出许多时间来接见他们,了解社会情况、大众情绪,宣传党的主张。毛主席与梁漱溟之间的交往便是一例。

  梁漱溟与毛主席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毛主席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他们之间没有太多交流。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访问。21天时间里,毛主席与他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竟是通宵达旦。

抗战前途问题对话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那是在19381月,梁漱溟带着诸多困惑和问题第一次来到延安。梁漱溟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途径,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是日寇侵略的铁蹄将他的好梦无情地踏碎了。

  受蒋介石之邀,梁漱溟以无党派社会贤达的身份加入了国民政府参议会。在亲眼目睹了人民流离失所、争相逃难,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惨象后,梁漱溟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何方,悲观失望的情绪萦绕着他。他决定访问延安,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些答案。

  梁漱溟来到延安后,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一天下午6点,梁漱溟应约来到毛主席住地。在这寒冷的冬夜,在这温暖的屋里,一场关于中国抗战前途问题的对话由此展开了。

  梁漱溟开门见山,坦率地讲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抗战前途的担忧。

  毛主席听完梁漱溟的话,露出了笑容,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随后,毛主席十分详尽、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之间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以及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问题,最后又回到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之上。

  毛主席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底里佩服,感叹这是抗战以来他所听到的有关抗日问题最令其鼓舞和信服的谈话。毛主席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梁漱溟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夜深了,两人的谈话还在继续,不知不觉已到后半夜。告别时,梁漱溟将他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主席。

社会发展道路之争

“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两人第二次的长谈就是从梁漱溟的书开始的。毛主席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毛主席还对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进行了分析,并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梁漱溟不同意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中国社会的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据此,梁漱溟提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8个字。“伦理本位”,即注重为家庭为社会尽义务尽责任;“职业分途”,即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

  梁漱溟讲了很多,毛主席听得也很耐心。毛主席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梁漱溟却不以为然,认为毛主席太看重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这次长谈从傍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明,两人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毛主席送梁漱溟出门时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多年以后,提起那场争论,梁漱溟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主席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访问延安之后,从1939年初,梁漱溟进行了历时8个月的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考察。看到无数抗日志士和广大民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奋起抗战,梁漱溟对毛主席“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更加深信不疑。这年11月,他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团结抗敌而奔走呼吁。

  至于那场各执己见的争论,在10余年后也有了结果。1951年,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一文。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主席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估计它一定要陷于战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在以后的岁月里,梁漱溟成为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诤友。

  总之,从抗战之初“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到抗战中期的“争取中间势力”,再到抗战胜利前夕的“建立联合政府”,抗战时期毛主席与党外人士的交往,充分体现了中共的抗战方针和对大局的把握,也展示出毛主席巨大的个人魅力。正如梁漱溟所言,“始终难忘毛主席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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