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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人深思的家庭生活帐  

2012-04-28 11:52:29|  分类: 说不尽的毛泽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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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人深思的家庭生活帐 - 军中一卒 - 在军旗下成长

发人深思的家庭生活帐

说不尽的毛泽东)

       毛泽东一家的生活,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派专人管理。在中南海,负责管理毛泽东日常生活的工作人员被编为第一组。毛泽东被称为第一组首长。
       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本保存的相当完整,从1952年起到1971年1月止,基本上保持了时间的延续性。这些生活账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粮食、食品账,一共有四本,其中采购粮食账两本,采购食品账一本,食品处理账一本。第二类是日常杂费开支账,共四本,记载毛泽东一家购买洗衣服、肥皂等洗涤用品,添置锅盆碗筷等日常用具,以及医药费、茶叶费、头油、针线等开支情况。第三类为毛泽东和江青衣帽鞋袜分类登记账,包括衣料、布匹、被褥、鞋袜的添置、使用情况。第四类是物品分类账,记录燕窝、银耳、海米等食品,以及手纸、火柴、香烟等日杂的进出量和使用情况。第五类为生活费收支报表,记录毛泽东一家收入及开支情况。
       毛泽东的生活账完全由身边工作人员管理,他的收入也全部交给管理科。因此,第一组人员不仅是毛泽东的卫士、服务员,而且是毛泽东的管家。
       毛泽东有一个大家庭,从50年代开始,同毛泽东、江青一起生活的有毛岸青、李敏、李讷、刘松林、侄儿毛远新、江青胞姐李去露及其儿子等。偌大的家庭,日常开支自然不是小数目,除了吃饭、穿衣、上学,还有医药费、洗涤费等,但那时毛家只有毛泽东、江青有工资,其余的人都没有收入来源。因此,毛泽东对家庭开支情况十分重视,不仅担心不敷出,也生怕铺张浪费。李敏、李讷姐妹俩都在育英小学读书,她们过寄宿生活,只有星期天才同家人团聚,她们的伙食费从管理科领取的。每到周末,学校便将节余退给学生,而李敏、李讷拿到这些余钱后从不自己留下来做零花钱,而是如数交给管理科上账,作为她们星期天在家里的伙食费。
       1955年,供给制、包干制全部改成工资制,毛泽东的工资有二百多元。当时,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在四五十元左右。如此微薄的工资若想养活这个大家庭,真是捉襟见肘。好在毛泽东已有一笔数目不小的稿费,每每入不敷出时,尚可以从中央特别会计室领取一部分权作补充。
       50年代,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由卫士长李银桥负责管理。他不仅是卫士,也是理财的管家,他从中学到了不少经验。每个月,李银桥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列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费开支计划,并呈送毛泽东过目批准。这个计划包括吃饭、穿衣、房租、水电、医疗等各项费用,还包括待客及帮助困难同志的费用。有一次,李银桥列出下月开支明细表送呈毛泽东批准,毛泽东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他盯住伙食费一栏,用笔敲打着说:‘伙食费每天三块是不是高了啊?”李银桥解释说:“不高呢,里头还包括招待客人的开支。”当时,毛泽东常常在家里招待客人,主要是民主人士和亲戚朋友,费用全都自掏腰包。毛泽东想了想,每天三元的确不算高,于是提笔在计划表上批了两个大字:“照办”。
       毛泽东在乡下的亲戚朋友时常光顾他的家。这些亲朋大多贫苦,在他们回乡时,毛泽东总要打发一些钱物。据初步统计,公韶山的亲友,就有几十人次先后上京拜访他,他们的来往路费、置装费、住宿费、伙食费和赠磅给他们的礼物,全由毛泽东个人负担。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毛泽东从来不准工作人员伸手向公家要钱要物。
       解放初,堂弟毛泽连和表弟李云凤来了,他给两位弟弟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离京前,又要工作人员去管理科领些糖果打发客人。工作人员领了10斤,毛泽东责备道:“拿这么多干什么?”“叫他们路上吃。”毛泽东听了很生气:“两个人在路上哪里吃得咯多?有2斤足够啦!多余的还是送回管理科去。”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现在还穷,不要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大手大脚不注意节约,别的同志的家属来了怎么办呢?”
       60年代,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都涨了许多,但由于自然灾然,物价也上涨许多。1962年第二季度,毛泽东三个月的工资总和有1214.4元,平均每月四百多块。尽管工资增加了,但他的生活未见改观,他依然过着俭朴的生活。但随着生活品价格的上扬,他的家庭开支在不断增加。如1963年第二季度,仅伙食费一项就有3873元,住房月租也有260.46元。虽然,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根本无法应付这么大的费用,他不得不经常从特别会计室支取稿费作为补贴。
       其实,他本人吃得十分简单,他一生从来不吃高级滋补品,那么,他的伙食费为什么这么高呢?原来,他还得招待客饭。同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卫士、服务员、护士、医生等也常常陪他吃饭。他曾开玩笑地对一位工作人员说:“你在我咯里是‘三不要’,--吃饭不要钱,住房不要钱,看书读报不要钱。”
       毛泽东对别人慷慨,对自己却很“吝啬”。他特别反对吃反季节蔬菜,因为成本高。他对生活管理员武象延说:“我告诉你,只要做到干净卫生,不要买那些贵东西给我吃。比方说,现在是冬天,你就不要买西红柿、黄瓜之类,买一要黄瓜的钱,到夏天就买得一筐;冬天买一要黄瓜只吃得一餐,夏天买一筐就吃得几十餐!”
       还有一次,王振海代替临时外出的武迁买菜,买回来一些嫩玉米芯,也就是尚未结大粒玉米的嫩玉米棒。炊事员做好后,便立刻端去让毛泽东尝鲜。
       毛泽东见了,便皱起了眉,不肯动筷,说:“炒这么一盘菜要多少棵玉米啊?长大了能打多少粮食!叫我这样的菜,不是破坏生产吗?端回去,谁买的叫谁去吃!”
       毛泽东的生活账中还有专门用来记载党费交纳情况的一。他每月交20元党费,从来没有滞交过,少交过。70年代,他的工资降低了,党费也按规定下降,如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显示,这一季度他的工资总数是809.6元,交党费20元,单据2张;同时还用工资交纳了房租、水电费等共206.32元。
       另外,他的生活账中还有专门一项,就是馈赠。他身边人员遇到困难,总能得到他的帮助。一些故交也常常从他这里获得支援。
       载涛曾经是清朝末年的王爷,解放后却得到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或许是基于保护“活文物”的考虑。载涛担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但他经济上却时时感到拮据。有一年,他外出开会期间,突然接到家里房屋东南角倒塌的消息,他忧心忡忡地仰天长叹:“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么修得起啊!”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在一次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听说载涛先生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人把这笔钱送到载涛家中。
       末代皇帝溥仪参加工作后,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00多元,毛泽东提议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些钱,用以改善他的生活,毛泽东诙谐地说:“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终归做过皇帝嘛!”
       1970年底,毛泽东患病之际听说自己的小车司机朱德魁生活困难,便吩咐从生活费中支出200元帮助他。
       一些民主人士长期接受毛泽东的资助,章士钊就是其中一个。毛泽东1920年筹建共产党时在上海曾向章士钊借款,他满口答应了,很快发动各界人士捐款,为毛泽东筹集了两万块大洋。
       解放后,章士钊与毛泽东过从甚密,但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毛泽东很想帮助他,但又知道章老先生商风亮节,定然不会接受任何馈赠,于是他决定采用还款的办法。一次,毛泽东与章老的女儿章含之谈起当年借钱的事后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差不多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块,十年还清两万!”他几天后就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都送上两千元。章士钊收到钱后于心不安,称当初借给毛泽东的钱是众人筹措的,并非他自己的钱。毛泽东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呢,行老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常常散财帮助别人。”
       这以后,每年的正月初二,毛泽东必定派秘书送给行老两千块钱。1972年,他已累计还钱两万,如真是还债,那这笔钱也还清了。但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见到章含之,又问她:“今年送钱没有?”章含之说:“主席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支年已是最后一笔,今年就没有送了。”毛泽东知道是秘书未真正懂得他的心意,便笑着解释说:“怪我当初没讲清,这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去!”又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多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了。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还健在,这个利息是要下去的!”果然,这笔钱一直送到1973年7月章士钊在香港去世。这样,章士钊成为接受毛泽东资助历时最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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