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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读的书香人生  

2012-12-29 23:57:12|  分类: 特别专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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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读的书香人生 - 军中一卒 - 在军旗下成长
 

毛主席读的书香人生

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19周年)

       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一生写出了不少巨著,这和他酷爱读书、勤于思考是分不开的。他对文学、历史、哲学等图书多有涉猎,他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思考的一生。
       把《水浒》当作一部政治书看
  《水浒》是毛主席较为欣赏的古典小说之一,纵观他的一生言论,对《水浒》点评颇多。据薄一波同志回忆,毛主席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
  毛主席曾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毛主席堪称研究《水浒》的专家,一生读了七十年的《水浒》。他欣赏《水浒》,也谈到很多梁山人物。他谈到梁山第一任领导人王伦,“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也谈到第二任领导人绰号托塔天王的晁盖,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水浒》的主角,是梁山第三任领导人宋江。毛主席在40年代初期,曾对身边的同志说:《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他也谈后期宋江不行,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
  毛主席也谈及其他梁山好汉。他说,“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开酒店的朱贵是“做特务工作的”,“专门打听消息”。还说“要有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此外,在不同场合,毛主席谈到的还有鲁智深、武松、李逵、柴进、三阮、张顺等人。
  毛主席肯定吴用和三阮的人品,也赞扬武松、鲁智深和李逵。在长征途中,说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武艺,“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建国后,又称李达是哲学界的“黑旋风李逵”。这是因为他们颇有斗争精神,浑身是胆,才力过人。40年代初期,毛主席在延安曾说过:“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他给了梁山好汉很高的评价。
  1949年6月30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讲中提出:“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1954年3月,毛主席在杭州散步时,和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了《水浒》。毛主席问孙勇:武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英雄吗?孙勇答: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武功高强有血性,是个大英雄。毛主席说:你讲得具体一点。孙勇说:武松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为人民除了害;西门庆诱奸霸占他嫂子潘金莲,并用毒药害死了他兄长武大郎,他查明真相为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提着人头去县衙自首。由此可见,武松是一个嫉恶如仇、敢做敢当的人。在被判刑发配孟州的路上,两押差看到他一身正气,不敢打骂和怠慢他。后来,他醉酒痛打蒋门神显示了胆识。因此,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毛主席听了,说:你答得不错,给你打90分吧!
  1959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主席诙谐地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从毛主席点评水浒人物来看,他喜欢富有血性、嫉恶如仇、敢做敢当的人,而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反观现实生活,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却不是这样,他们习惯看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在新形势下,历练官德,纯洁党性,这些人的确该反躬自省了。
       从《三国演义》看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外出专列上携带的大批古书中,《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必备的。他甚至读过《三国演义》的连环画。据余湛邦回忆:1958年9月,毛主席乘专列巡视大江南北。“一天,毛主席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主席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古田会议后,为了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的道理,毛主席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老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1935年12月,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也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道理时,举了中国古代六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等三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
  1957年11月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一天晚上,毛主席请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也有议论。他说:“我们论三国,替古代担忧吧?”随即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之处,毛主席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李越然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毛主席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主席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毛主席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最后,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至少读它三遍。”
  毛主席从不单纯地评论古典小说,也不从政治角度评古典小说,而是以小说喻政治。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艺术实例从它们所处的作品结构中脱离出来,把小说读活、用活,读出新效果、新真理来。他提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组织,举的例子是刘备集团取西川、入成都后,同当地文官武将一起建立蜀国的事。他与薄一波谈话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用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一定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毛主席在书信、讲话和文章中,还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历史故事借古喻今,说明一定的道理。1936年,毛主席为促成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写信时,引用“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形容国共两党的关系。
  1944年10月25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谈到整风审干问题时,毛主席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有很高的原则性。因为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了。”
  党史学者陈晋在赠笔者的新作《读毛泽东札记》一书中说:1959年3月,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曾对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领导集团核心人物在“出主意,用干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比较,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于不称职的领导。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实非易事,毛主席读史,多注意此道。
  毛主席很喜欢《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这段故事,特别注意其中几位主角的年龄和才干。他在1953年5月3日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时说:“三国时代,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
  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提拔党龄短、年纪轻但有能力的干部时,毛主席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64年3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说:“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36岁,那时也不过30岁左右,鲁肃40岁,曹操53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1965年1月25日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又说:“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诸葛亮当时才27岁,孙策初干事时,不到20岁,孙权更小。”
  从毛主席关于《三国演义》的谈话来看,他是联系自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客观公正地分析和评价《三国演义》的事件人物,肯定其所长,分析其失误,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

  从社会历史发展看封建制度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是毛主席读《红楼梦》的深刻心得体会。在他看来,把《红楼梦》当作故事来读,是浅层次的,而将其当作历史来读,是深层次的。浅层次可以说是指小说的消遣性,而深层次可以说是指小说的思想性和社会历史意义。早在1938年,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时就说:《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5年,他对表孙女王海容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1967年10月12日,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时还说:不了解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1981年,薄一波曾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
  毛主席是怎样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封建社会的呢?
  首先,通过分析《红楼梦》问世的历史背景,追踪封建社会的演变过程,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在谈到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这就是说,在西方资本主义起步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在逐渐演变,即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
  其次,通过《红楼梦》中反映的封建政治制度中盘根错节的官僚统治,说明“四大家族”的反动本质,揭露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的腐朽性。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毛主席把这一段作为《红楼梦》的总纲,意在说明它点明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统治结构。书里虽然只写了贾府一家的衰败史,其实是写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官僚政治的衰败史,预示了封建制度的灭亡。
  再次,通过《红楼梦》中贾府的统治者不同的个人目的,说明封建家长制的分化与瓦解,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衰败是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的结果。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说:“《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毛泽东还引用《红楼梦》里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以此来说明封建社会的兴衰变化,以及封建家长制的瓦解。
  最后,通过《红楼梦》中贾府衰落的历史命运,说明封建制度灭亡的不可避免。毛主席曾说:《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安富尊荣、养尊处优、酒醉奢靡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一代一代无用的膏粱纨绔,这样的家庭哪有不垮的道理?封建制度的天空已经破裂,曹雪芹想学女娲补天一样挽救封建制度的败亡,这是无济于事的。1964年8月24日,毛主席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再一次说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导致封建制度灭亡的重要原因。
  从封建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看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
  《红楼梦》并不是描写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官僚贵族与奴仆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描写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内部的冲突与矛盾。虽然曹雪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叙述小说情节的发展,但是《红楼梦》中反映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压迫与反抗、矛盾与斗争是显而易见的。在毛主席看来,封建社会内部存在官僚统治阶级与奴仆之间的对立,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必然导致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因此,要了解封建社会,不能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样才能真正读懂这部古典现实主义名著。毛主席运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读《红楼梦》描写的封建社会,也不失为一种了解封建社会的金钥匙。
  井冈山斗争时期,贺子珍在谈话时说她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喜欢读《红楼梦》,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主席反驳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从当时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实践来说,毛主席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读《红楼梦》,也是顺理成章的。延安时期,有一次毛主席与身边同志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1954年3月10日,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但并没有真懂。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他(指曹雪芹)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33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1964年8月,毛主席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使是轻微的反抗,也会给人们带来星点的光明。毛主席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他之所以推崇《红楼梦》,在于这部现实主义名著在描写黑暗与丑恶的时候,展示了对光明的向往。1958年8月,毛主席在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谈到《金瓶梅》和《红楼梦》时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同情弱者、反抗强权,同情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主张个性解放和争取民主独立,是毛主席的性格,也是毛主席一贯奉行的理念。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吸收《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现实服务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毛主席之所以对《红楼梦》爱不释手,是因为它是中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名著之一,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还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由此可见,毛主席把《红楼梦》作为与外国文学名著相媲美的文学作品。
  毛主席经常说,《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社会史料,而这些丰富的社会史料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反之,只有深入社会生活,总结社会经验,才能写出有生活气息的不朽的文学作品。1938年4月,毛主席在鲁艺演讲时说,《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红楼梦》里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通过这些话,毛主席要求“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号召文艺家贴近生活,丰富实际经验,充实内容形式,创造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以古喻今,吸收《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现实服务,也是毛主席的独到之处。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主席把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比喻为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软弱香”,会有目的地向延安送,告诫党员要警惕“软弱香”的坏影响;还将我们的宣传比喻为带刺儿的玫瑰花,自由资产阶级不喜欢,他们只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告诫党员干部在革命中要不怕自由资产阶级带来的麻烦。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毛主席把蒋介石集团议和的条件“军队有确实的保障”,比喻为“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名为和平实要战争”的实质。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评判国际政治态势时,借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比喻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963年,当时中国既要面对美国,又要防备苏联,针对有人担心美苏合作对我不利的估计,毛主席说: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1954年12月19日,毛主席在谈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时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及选举、文教、学习方面的问题都要协商。比如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协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论问题。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后也还有。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毛主席两次引用了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希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要具有大无畏精神,敢于向共产党提出批判建议,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引用《红楼梦》里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说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苦战与修整的对立统一,要讲究辩证法的。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说,从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过360多年的发展,建立起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17世纪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灭亡的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代。由于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100多年的时间。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
  最后,有一个题外话还应一提,那就是1954年毛主席对俞平伯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证明了毛主席对《红楼梦》的“厚爱”。
  毛主席批注过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并认为俞平伯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节。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这种“自传说”同毛主席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的评价相去甚远。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这种“消遣作品说”,与毛主席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观点是有很大差距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种评价与毛主席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反差是相当大的。俞平伯认为,文学批评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主席认为,“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可见,毛主席与俞平伯审读《红楼梦》的视角不同,运用的思想武器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迥然不同。所以,当“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红楼梦》时,毛主席当然会支持这场批判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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